丁香 高莽

现在，高莽最懊恼的事是———102岁的母亲走时，他没有给她修脚。“我一直觉得对不住母亲。她是裹脚的，指甲长到肉里。她一般能自己动手修脚时，坚决不让别人插手。平常都是自己修剪，弄得血淋淋的。她走的时候，我就应该给她修剪。这个事儿老在我脑子里转，为什么当时我就没有剪呢？”最近高莽发现一幅当年侄儿参加工作时，给他画的画：《雄鹰展翅》。他把画要了回来，找人重新装裱一下，因为“上面有我妈写的字”。

■中国知识分子有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有时做事有被迫或违心的时候

能走到今天，在高莽看来，是个“惊喜”。50岁时，他不知得了个什么病，医生给他开的假条，都是一周一周的休息。“意思是你必须休养，但假条我都没有上交。不好意思。大家都在工作，你老请假。那些假条都保留着，留作纪念！”

1945年起，他先后在哈尔滨、沈阳、北京中苏友好协会任口语翻译。当他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时，中苏关系有一阵“并不友好”。“现在看来，那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波澜。”高莽说，但即便在那种时刻，他也没有失落与沮丧。“德国，并不因为出了个希特勒，我就不喜欢贝多芬了。俄罗斯民族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给了我信心。俄罗斯出现了那么多顶级的人物，我所爱的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家，还有好多画家、音乐家。我相信这些文学艺术的深刻思想和美会是持久的。”

1962年，高莽调到《世界文学》做编辑。“我主张文化的多元化。我当主编时，发表过我并不喜欢的作品。这些作品既然在它们本国有很大影响，得到肯定，我们必须了解。”

在他的翻译生涯中，有一页是高莽的“痛”。阿赫马托娃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女诗人，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1946年，苏联大肆批判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那时，我国非常重视苏共的文件。他翻译了这个批判的决议，但此前他并没有读过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这个决议和报告把阿赫马托娃骂得一无是处，说她是“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云云。“文革”后，他想了解阿赫马托娃为何挨骂。当他在图书馆借到她的原著时，他醒悟了。她的长诗《安魂曲》，让高莽深切地感受到阿赫马托娃的爱国爱人民的胸怀和正义感。现在，他还常常想，“那个时候脑子怎么那么简单？”后来，他专程去瞻仰她和左琴科的墓，凭吊这两位作家，也写过文章悼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