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和知青

文革结束时刻1976年是充满不安的一年。18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小部分在不安中得到了可以重回城市的消息，更大规模的返城还没有真正开始。大家都在等待指令。知青问题不是最紧迫的这场以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为动机的运动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却并没有实现预想的成功。城市青年们没能融入农村社会，也没有如号召他们这样去做的领袖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民”。另一面，农村，也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城市来客，相反农民们有点抱怨知青成了他们的负担1957～1976年，中国衣村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运动发起者致力改造的城乡差异没有消失。1976年1月16日，两个陕西村民给毛泽东写信说，他们无法在城市工厂就业，而农民没有推荐的城市知青却得到了这些工作。让农村青年得到这些工作才更公平，更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毛泽东继三年前的“李庆霖事件”后再次在知青来信上批示说：“送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的几个重要指示之一。由陈永贵任组长的知青办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开始为一次全国性会议做准备，但直到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会议44今参考*2008肇篇23帮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头绪。1976年一开始就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知青问题”不足最紧迫的。“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系列的最后指示，和他从前的话一一样从来没有失去过感召力。他说，“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里面有一部分是针对邓小平的，后者在1975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整顿努力已经深入人心，“安定团结”恰好是他白1975年复出以来的办事原则。1976年1月19日，邓小平首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介绍中说他是“周的继任者”。接替剧恩来的另一位候选人，是张舂桥。毛泽东的政权后期就由一连串这样的格言固定着。而当这些话在1976年元日.fj订后一次又一次令人紧张的政治局会议被“四人帮”拿来作为武器，被争斗的两派争相引用时，充分表明了这个国家1976年止在经历着的、权威即将失去时的不安和茫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突然逝世让中国从上到下都加剧了这种感觉，让错综复杂的紧张势态在1976年冬达到了高潮。“四人帮”加快了攫取未来仪力的步伐，他们打算孤注一掷。在过去的几年，刷恩来一直是邓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