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心理

群众就是狗，谁牵跟谁走

“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综述

另外还有学者将“左”倾错误纳入文化领域来考察，显得颇有些新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从左倾思潮看来，知识分子是持其所创造和拥有的知识而居于精神上的特权地位，各级党政干部则是因其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容易导致思想上的特权意识和官僚主义现象。而试图从根本上打破这种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社会不同劳动方式的差别，以从根本上杜绝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来实现平均主义的社会，所以就有必要对整个社会的分工进行一次倒置性调整，改变劳苦大众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这就是“文革”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23〕

学者徐友渔认为，作为“文革”主力军的红卫兵小将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直接导致了这一特殊群体在“文革”中的反常，这对于“文革”无异于雪上加霜。他认为60年代，中国大陆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造就了红卫兵和“文革”。当时用来教育年轻人的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晚期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说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一个极左的品种。“文革”前教育和意识形态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对革命的狂热，对领导的盲从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借助于“文革”时的恐怖气氛，而达到极致。而“文革”前，灌输给年轻人的是革命第一的斗争哲学，而且伴随着文化上的蒙昧无知保守野蛮。最终红卫兵所具有的革命的狂热、虚幻的济世主义和天真的民粹主义，推动了他们整体的失态，有力地推动了“文革”。〔24〕

除了以上几种较为明显的文化考察之外，社会学家刘小枫引进西方社会学中的“怨恨理论”来解释“文革”，为了行文的紧凑和方便，我们姑且也放在文化里面来叙述。他提出，“文革”的爆发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思想理念、日常生活结构全面移动中积聚出群众行为中的怨恨。而“文革”作为一场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正是受这种怨恨心态支配的，是政党意识形态“符号”护卫下的社会怨恨的大爆发。他还提出了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三项分析性概念，认为这是“文革”爆发的社会性怨恨的历史积累机制。另外，它还有以下几个观点，即“文革”事件作为“怨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