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资治通鉴》是封建帝王的教科书？

旧史学的服务对象只限于封建帝王官僚和知识分子,只写封建帝王一家一姓之兴旺圣衰,只写帝王将相个人的生平传记。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念头起于做宋英宗侍臣之时。他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讫于显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诠次为编年一书。”

英宗看完初稿后，认为很好，鼓励司马光继续编撰。于是司马光选拔助手继续编写，书名暂定为《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这已经有点儿帝王教科书的味道了。英宗死，神宗立，神宗一眼看出此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可让君王从中借鉴经验教训，于是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动笔写了一篇序言。

很明显，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是专一给宋代帝王们编的一部提供治乱兴衰经验而又简明扼要的历史教科书。

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等；中兴之君，如汉宣帝等；陵夷之君是指那些“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君主，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这类君主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通鉴》全书贯穿着封建的历史观，强调维护纲纪名分，主张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革措施，认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规劝帝王只可任用有德之人等等。

为什么要编这样的书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给统治者（及其辅助统治的知识分子）准备的用于吸取历史上经验教训、以便有效进行统治工作的一部教科书。现在人不是喜欢编《什么什么实战案例》的书吗？这些书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帝王统治天下实战案例丛书”，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神秘莫测的所谓“帝王术”丛书。

中国的圣贤从来都不太喜欢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