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王蒙散文读后感

《王蒙王干对话录》，是一九八八年底，一九八九年初两位作者有关文学的一系列对话的成果。这个对话是围绕了“新时期”展开的。“新时期”是我们至今依然难忘的时光，但在对话中，他们却都对“新时期”文学本身发出了追问。王干指出：“所谓‘新时期文学’实是一个非常含糊、不科学的概念。我们一般认为新时期从粉碎‘四人帮’以后，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但‘新’到何时为止？”应该说，这个问题实已触到了要害。王蒙先生更指明：“当时用这个概念无非和过去相比较，实际上新时期文学是和年年运动，阶级斗争为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那个时期相比较”。这些论点都已经开始对“新时期”本身进行思考。他们用“文革后文学”来界定“新时期”，认为新时期“实际是从‘文革’蜕变来的”。这些说法实际上试图以超出“新时期”话语的限制的姿态对“新时期”文学进行重新反思。这种反思恰恰是告别的前提和条件。
两位对话者对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学形势作了极为深刻的描述。在他们对当时的“疲软”“滑坡”等等现象的描述中，正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多元话语正在形成。他们明彻地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多元的趋势，同时也失去了流向，这对每个作家都是考验，失去流向就没有规定的道路给你走。”他们似乎已经将话题延展向今天面对着商品化与大众传媒的新的文化情势了。昔日的政治化的轰动早已寂灭，而作家追寻的总体性的“轰动效应”也难以重现了。虽然在“新时期”文化的话语中，文学一直处在中心，但文学的这种话语中心的位置已随着社会选择的多样化及大众传媒的崛起而走向了衰落。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矛盾，正是知识分子和文学在呼唤，在呐喊着一个多样化选择的时代的到来，但一旦这个时代真的到来，却最先导致了知识分子与文学的话语中心位置的衰落。两位对话者凭着他们对时代和文化的敏感，点出了“指路的探照灯”式的文学观和中心意识的溃解。
在《文学的逆向性：反文化、反崇高、反文明》一节中，两位作者在一些尚未成为潮流的现象中，将我们当时狂热追寻的“现代意识”加以追问和再思。
这个追问和再思限于当时的文化情势，尚不可能象今天这样显豁和明确。但其实已触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大关节，也就是开始了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所谓“现代性”指的是文艺复兴之后所出现的启蒙的文化思想。有关“现代性”的定义虽然头绪纷繁，但人们都有一个大致的理解和认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