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法律汉化的进程开始于

辽代汉化始于萧太后摄政期间。“至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辽史》卷六一《刑法志》】到了辽圣宗统和元年，“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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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太后摄政时期的统和元年（983年）12月敕告有关司法部门：凡是已结案发落而有冤枉者，允许到御史台上诉。统和二年（984年）萧绰亲自审决滞狱等。

自太宗获得幽云十六州后，汉人数量一下子大大增加，加之该地原有的州县建制还在，为巩固其统治，辽朝自然不能再继续原有的作法，这导致了对汉人法律地位的第一次确认：“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在对汉人的管理中援引中原法律，而不再是依契丹之俗随意处置。

有远见卓识的萧太后，毅然抛弃了世代沿袭下来的狭隘的、陈腐的民族偏见，下令明文规定，对上述情况，不再分汉契而“一等科之”，即用同一法律制裁。

又统和十二年（994年）七月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

“定制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至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注：《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辽圣宗统和元年，“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注：《辽史》卷一○《圣宗纪》。）。辽代的南京，即唐、五代时的幽州，因此，南京律文就是唐、五代时期的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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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刑法制度，有如下特点： 其一，辽代刑法的番汉分治。这是适应辽境内不同经济区域、不同民族的实际状况，采取“因俗而治”，“因族而治”的方针，在契丹民族中实行番法，在汉人、渤海人中实行汉法，辽代的司法机构也为番汉分治。 其二，辽代刑法，优遇统治的主体民族契丹族，充分体现了法律作为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工具的作用，对维护契丹贵族的利益、巩固其统治地位，起到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的作用。 其三，辽代刑法严酷，刑罚名目繁多，保有契丹民族的习惯法，用法尚严。 其四，随着社会的发展，辽代番汉二律逐渐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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