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最初的交流

一般都通过较长的一个过程，逐渐学习，先具体的东西开始，再逐渐上升到抽象的层次。这跟小孩学习母语有类似的地方。

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来到一个语言不通的社会。但生活了几年后，耳濡目染，加上不断的模仿和试验，也就学会了这个社会的语言。

小孩学母语也得是先从具体的东西开始。可能没有多少母亲教孩子说话是从政治、哲学这些东西开始吧，但小孩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也在不断地“悟”，到一定年龄，逐渐就能把握比较抽象的东西了。

当然，小孩学母语的机制跟成年人学外语的机制有很多不同。例如对抽象的东西，小孩开始是连这些抽象概念都没有，在学习表达这些抽象概念的同时还有在头脑里形成这些抽象概念的任务要完成。而成年人是已经有不少这些抽象概念了， 可能在跟另一个民族接触时会比较有意思地想弄清楚这些概念在这个民族的语言中是怎么表达的。

语言交流具体的过程，往往是两个民族先有些交往，大家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开始可能学得很初级，但可以不断积累，到一定阶段再有比较有知识的人来学，进行整理，可能还编出一些工具书之类的，就可以译得越来越好了。

商业上的往来是一个重要的机制。双方要做生意，总得学会简单的交往。现在在外国游客比较多的旅游景点，小商小贩都要学会几句外语，以便招揽生意和讨价还价，就是这种机制在起作用。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要了解“英夷”的情况，一部分就是先从当地商人掌握的情况入手。日本18世纪后期兴起“兰学”，其基础是因为荷兰人在跟日本人做生意，而带来不少有关西方的文字资料。通过兰学，日本有一批知识分子早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有了较多的了解，这是日本比较快地认识到应该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因素。

宗教上的交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古代翻译过很多佛经。刚开始的时候是中国跟西域一些国家有商业上的往来，后来西域的佛教徒来中国传教，最早的语言上的沟通应该是由这种商业往来打下的基础。当然，这些宗教人士文化水平往往比较高，他们再来做翻译的工作，就把翻译的水平提高一个层次了。

明末西方天主教的耶稣会派人来中国传教，利玛窦等传教士是先到东南沿海有西方商人在跟中国做生意的地方先学了一段时间的中文，才进入中国内地来寻找传教的机会。这些传教士的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