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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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1976年的中国，是一个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创伤累累的国家。危机重重的政治局面、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和极端混乱的思想状况，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必须开始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百废待举、百事待兴的历史过程。但是，就在这个无法绕开的历史关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仍然被认为是权威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态度和口径，与人们要求结束“文革”、否定“文革”、彻底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思变求变”这一普遍心理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可以说，正是人们围绕“文革”后的中国要不要变、怎样变，即“往何处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所形成的重大分歧与对立
由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锋芒所向就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和“两个凡是”，因而它所涉及的对象极其特殊。人们知道，由于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他自然地成为无可置疑的政治领袖。后来，在全国人民的赞颂声中，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许多正确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并推向极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混乱。而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竟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革”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和口号。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两个凡是”，这无异于向当时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实行的错误方针提出了挑战，也向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提出了挑战。正是真理标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