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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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六十开外的人了，我和刘绍铭偶然聊起文字生生死死之苦免不了都有张爱玲心中“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不是自伤，不是自怜，是“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的苏醒。刘教授那本《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出版到现在我常常想写一点读后感怀而迟迟下不了笔，彷佛深切思念远去的故人却又不忍心写成白纸黑字，生怕那个人和那个时代从此真的不回来了。这个书名实在牵动了我这一代人太多太多的心弦。

当然，感人的时代背后，文字难免还引发过一些不那么感人的小枝小节。60年代初来香港那几年我跟好几位南来文人都有些忘年的交往，他们写的书我也都用心拜读了，在我稚嫩的阅读经验里，他们的每一本书都给我带来过不同的启示:他们的遭遇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可是，从他们的言谈之中我竟然经常听到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微妙的龃龉。有一天，一位心胸宽厚的著名作家告诉我说，文人相轻的现象只能当儒林小说去消遣，比如《围城》，比如《Cakes and Ale》:“毛姆瞧不起Alroy Kear ，说I could think of no one among my contemporaries who had achieved so considerable a position on so little talent.”名作家说。“那是他命好啊，怨谁？”

我从此信命。信了命终于学会把浓浓的世味看成淡淡的清水，像刘绍铭对着这池清水悠然静观书里书外的大千世界那样。他在《霍译〈石头记〉商榷》里，说霍克思把甄士隐称呼贾雨村的“贾兄”译为“dear boy ”是误解他们两人的关系，破了他们如水的淡交。那偏巧是我在译本里打过红杠的疑点，刘绍铭一语替我释了疑。幸亏我向来尊称他“刘公”而没有脱口叫过他一声“dear b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