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假中庸？

中国的一些事情很容易向违背参与者初衷的方向偏移，在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之间，似乎很难找到缓冲地带。比如“左”“右”之争总带来大“左”大“又”，“是”“非”之争总带来大“是”大“非”，非此即彼、非友即敌，容不得很多转折回旋折冲，容不得多种声音和多样利益。

但是，中国人果真具备这样一种鲜明、决绝而愤激的性格吗？似乎也不是。起于先秦的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绝对统治者，“中庸”、“和同”的理念不仅有过汗牛充栋的书典文章，还为当代无数中国人在生活中所实践。果真中国人如此仁义爱人，如此不走极端，那么为什么还是容易出现上述极端主义的倾向呢？

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仁义”对于儒家文化是一种道德标准，也只是一种理想的行为准则，他让中国人修炼了几千年来克己、爱人，但不代表经过这么多年修炼，中国人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理想素质。纵观中国历史，儒家对于社会的“教化”影响也免不了被朝代更替、异族征服、性格偏激的统治者所打断；当然，从本质上讲，儒家文化经过岁月的洗刷越来越流于成为封建独裁统治的工具，也许也因其对于“仁义”的人民性、草根性进行了聪明的自我扬弃才得以存活至今；自私的制度造就了一段自私主义的和假仁假义的历史，以及自古传承而今的民族性格的弱点。

历史由一代代人的生存和他们之外的制度组成，自私独裁的制度延续的历史，也必然是与之适应的一代代在自私独裁的制度下的人生的历史，中国的专制和被专制、压迫和被压迫的国人习惯就是这么延续下来了，怎么可能在性格上不有所体现呢？

专制传统造就缺乏宽容的国人性格，从中国自古刑法之酷烈足可见一斑，从中国历史政争中往往祸及“一党”、“十族”也可见一斑，从今天的极端主义阴魂不散更可见一斑。由此可知，极端主义，本就是被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历史所异化了的儒家传统所造就的缺少宽容的“苛责主义”的孪生体。

极端主义的一大外衣就是“运动主义”，他们一并形成专制历史的现代派生物，但是在与中因和宽容理念的对应性的反对性上，他具备了更多的虚伪性，那就是以假中庸和假宽容来掩饰，并且冠之以新儒家主义的堂皇称呼，继续扛着异化的专制主义儒家的衣钵行事。笔者相信，中国从产生于专制主义历史中的所谓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中找不到出路，相反还有沾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