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5年何应钦出席受降仪式是怎么回事？

何应钦是亲日派，但他绝不同于汪精卫。不要搞错。 对于民国一级上将何应钦来说，荣任“三九”南京受降大典的受降主官，应该是他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了。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此隆重举行。9时9分，在219名国民党陆海空军将校、51名国民政府文职官员、47名盟国代表以及88名中外记者的注视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从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手中接过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签名盖章的降书。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已经深深铭刻在了曾饱受日军蹂躏的国人心中。 日本军人一向以降为耻，而冈村宁次此时却感到“轻松”。冈村宁次当天日记写道：“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能够让一向以降为耻的日本军人在受降签字仪式上感到轻松，那是因为中国方面有非常之举：何应钦为照顾“友人”冈村宁次的面子，特将受降仪式日方不准佩带军刀入场改为冈村向其呈现军刀；冈村在投降席前站定致礼，何欠身还礼；日方呈上降书，何站起来双手接奉；冈村退席时，何再次欠身致答。 纵观何氏一生，其与日本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1909年何应钦等20人被选送日军振武学校学习，初次接触日本；二次革命失败后，何又回日本继续学习军事，从步兵五十九联队转入日本士官学校直至毕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虽曾表示“尽保国卫民之天职”，却追随蒋介石“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一·二八事变”时，何曾面示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趁此收手，避免再以决战为主”；1933年华北局势危急之时，何衔蒋之命接替张学良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谋求“一暂时缓兵之处置”，终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等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在招致舆论谴责之时，乃谓“此次停战协定，日方表示已系十分让步，而我方报纸之宣传，对日本仍多加以侮辱”，言语间大为不满；1935年7月，何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何梅协定》；淞沪会战后，面对兵临南京城下的日军，何曾与宋希濂哀叹日本“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而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