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 英雄

很长 要不要？

　　闻一多的“做了再说，做了不一定说”，真的扎根了我心灵！我时常的反省自己真的是“做了再说，做了再说吗”？
　　然而让我震憾的又何止这些？“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钻得越锲而不舍。”是什么让闻一多“诗兴不作”去钻寻宝藏。“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是什么又让闻一多不再笔耕不辍，在关乎生命的危急时刻去呐喊，去疾呼，去拍案而起？
　　有人曾这样写到：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我的学生闻一多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首先敢肯定的两点就是：反抗专制、追求自由！
　　“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思潮影响的闻一多对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他回国后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
　　然而我又看到了没有发出来的帖子：
　　“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七人联名发表宣言，谴责张学良。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成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此后，闻一多阅读了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1944年夏，他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细细品味，人无完人，谁又能不犯错误呢？当面对着国民党的枪口闻一多先生“说”了，而且“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