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由吏而官

由吏而官，在元代是比较普遍的途径，据《元史》记载：“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但是走这条由吏而官的道路，则须具有钻营的本领，要善于希承上峰的意志，不择手段地做出些事情来邀功请赏，证明自己的“能力”与“忠心”才能达到升官的目的。
在元代，文人走入官场有三个途径：一是靠社会出身。这其实是为蒙古贵族及勋臣子弟准备的。二是儒仕，主要通过科举。可时有时无的科考，极不公平的制度，对大多数汉族文人来讲，儒仕仍是一个难圆的梦。马致远自恃有“佐国心，拿云手”[3]的本领，渴望做扶摇直上、一鸣惊人的“九天雕鹗”，[4]但也不过是空有“登楼意”[5]，“恨无上天梯”。[6]马谦斋“手自搓，剑频磨”，[7]结果却“白首蹉跎，失志困衡窝”[8]；吕止奄“功名揽镜看，悲歌把剑弹”，却也只能把满腔愤懑融进“恨声长叹”。这种壮志难酬、悲愤难抑的境况是元代文人求仕生涯的真实写照。元代汉人的第三条仕进渠道是靠吏进，即从小吏做起，由吏而官，由下品而上品。但是，这谈何容易!汉人不仅要与长期形成的轻视小吏的观念做自我挣扎，还要在民族歧视的政策下，进入极不公平、倍感压抑的竞争体系。最可悲的是他们从“四民之首”一下跌到社会低层，堕入“娼之下，丐之上”(元·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的境地。如此现实怎不叫他们感叹：“命里无时莫强求”，又如何不叫他们选择归隐!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命”决不单单是个人的运势。元人的隐逸是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的结果，是精英变成弃子的结果，是社会迫害的结果。这是元代文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就是先做小吏，=然后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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