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山海经(其十)的风格和思想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到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任教于湖南时务学堂时，有学生就《山海经》中人面兽身事提问，梁的批答是"汉世武梁祠堂所画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兽身；盖古来相传，实有证据也。《山海经》言，绝非荒谬"[注解：原文出自《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日记类抄》，转引自钟敬文《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收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876页。]。按朱熹早已认为《山海经》中"说禽兽之形，往往是记录汉家宫室中所画者"[注解：《朱子诸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四库)本，第762页(卷138)。〖ZW)〗，梁此见无甚新意；但他认为"《山海经》言，绝非荒谬"的断语，却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