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传统的德治与人治

费孝通先生把人治与德治法治分开，强调德治与法治都离不开人治的观点，我则心存疑虑。我个人理解是，“人治”，即凭领导个人的主观臆断进行治理。而这种治理方式没有监督、纠错等有效的机制对领导人进行约束，即可能出现两种状况，一：领导人道德水准高，是所谓贤人，则这种治理是谓“德治”；而如果领导者道德水准情况相反，则出现的是一种“非德治”状态，我国古代无数暴君的政治即是如此。也同时可以看到，在人治的社会中，平头百姓只能去祈祷统治者的德性，即道德行政-----但历史告诉我们，统治者的德性是永远靠不住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从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受监控的权力所产生的罪恶欲望面前，德性的不堪一击！）

1、德治不等于人治，你不能犯偷换概念的错误：把德治等同于人治，而后予以批判。这个错误与上次一样：你把我说的以德治国改成“依德治国”而后予以批判。你说那是笔误，可能对你是这样，但对于许多法学界的名流来说就是有意识的“笔误”，呵呵，希望诫之。至于德治和人治之间的区别，我希望你能先下功夫搞清楚，然后再来说话。也许很多人都把德治等同于人治，但你不能，因为你是研究者、思考者。
2、道德何以不能成为信仰？法律的实质决定了它永远是统治工具、维护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工具，而把法律工具当信仰，本身就是抬高了工具的地位，贬低了道德价值对于一个人和社会的绝对意义。你的出发点是好的，许多法学界的名流未必有你这么好的出发点，以前的刘涌案和最近的余震东案可能就从某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而道德法律化更是把植根于人性内在的东西外在化，把价值的东西工具化。实际上，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已经把法律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治国“根据”地位了，而把道德降为工具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种工具，道德已经被工具化了，法学界还在说“以德治国”这种说法不正确。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我的理解是法律应该符合道德原则，建立在某种道德原则基础上，法律应该有助于崇高道德的弘扬：法律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取消法律——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也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自我消亡；但道德却与人类同长久、共存亡，道德是人性天然的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是人类这个物种最基本的生存规范（套用孟子的话：无道德涵养，非人也）。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假如每个社会成员都是道德高尚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