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比西方更需要关系？

儒家提倡“礼治”“德治”，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虽然提倡“礼治”“德治”是儒家的一贯传统，但早期儒家与隋唐以后儒家所讲“礼治”“德治”的具体内容却有所不同。早期的儒家讲究的是“重教化，轻刑罚”“德主刑辅”，其着眼点主要是人民。如孔子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如孟子讲：“善政，民畏之；善敬，民爱之。”；又如董仲舒认为“圣人之政，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到了隋唐以后，儒家则把目光主要放在君王身上了。唐朝的韩愈认为“上之性就学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人类社会只能由那些就学愈明的上等人统治那些畏威而寡罪的下等人。宋朝的朱熹则上乘二程，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他说：“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认为君王要遵守先王之道，推行仁政，才能使天下归顺。与之相应，朱熹强调君王应修德，认为君王“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

儒家“礼治”“德治”具体内容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对君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实际上却是伴随着君王专制权力加强的历史趋势，把对君王的个人崇拜推到极端。中国因儒家的礼治被成为“礼仪之邦”。但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法治的思想基础，使得“礼治”“德治”实际上变为君王的个人专制独裁，变成了实质上的“人治”。这恐怕是儒家始祖孔子所始料不及的。

西方则不同，西方强调“法治”，把法律规范运用于社会的每个方面。这样做能防止个人专断，使社会运行有序。但法治社会的刻板性也令人们的关系变得冷漠。儒家的“礼治”讲求伦常关系，其中的积极因素对改善当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法治的基础上添加礼治的元素，也许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手段。

自然环境差异导致的哲学思想差异,进而导致社会交际的差异

中国的传统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