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

新中国的历史学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它在新世纪如何发展，这应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关心的话题。不久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工作者近百人就围绕新中国史学的成就和未来这一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学者基本同意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及改革开放以来。大家一致认为，五十多年来，尽管历史学的发展也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从全局看，成就还是巨大的，无论在成果数量、史料整理和出版方面，还是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问题上，抑或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20世纪前半期不能比拟的。
何兹全谈到历史研究与理论指导问题。他认为，过去傅斯年说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话，也对也不对。若从历史研究必须重视史料的角度理解，这是对的；若说历史观、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不起作用，就不对了。傅先生本人就有自己的理论，不然，为什么同一条史料，如《论语》上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两千年来虽有不少人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而直到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里才出了一分真货？这就是理论的作用。林甘泉谈到历史学的性质和历史研究的层次问题。他认为，历史学是人文学科，历史研究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考据学，这个层次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第二层次是对历史的认识判断，在这个层次上，研究者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难免呈现出分歧；第三层次是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在这一层面上，理论的作用更大，史学家的个性色彩更浓。后两个层次都有主观的问题，研究者的理论与方法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所以，运用科学的历史理论和正确地运用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非常重要。王桧林谈到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出现的问题。他认为，在肯定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必须看到把唯物史观教条化对历史研究的不良影响。
张国刚把20世纪史学家分为若干代，认为第三代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贡献尤大。他认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可算作第一代，汤用彤、向达、姚崇吾等属于第二代，唐长孺、杨志玖等已是第三代了。第三代学人学术路径的转变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史的缩影。王晓秋提出要加强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他认为，21世纪学术发展的趋势之一是要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