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新时期的外交的目的和政策

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思想和政策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急需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与生产。然而此时，距杜鲁门主义提出已有两年，美苏之间的矛盾在柏林危机后日益激化，“冷战”正逐渐被加温。美国宣称要将社会主义赶出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于是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恶意封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国际环境此时极为险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果断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三大政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有助于我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求得生存，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50年代中期在中印会议上和万隆会议上分别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方针，更是标志着我国的外交政策从强调意识形态的革命型外交走向成熟的强调国家利益的国家型外交。
70年代，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条件下，我国外交取得了极大突破。中美关系缓和、中美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外交新局面，许多西方国家也纷纷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个和中国建交的热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继续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70、80年代，世界多极化趋势出现并发展，极大的冲击了两极格局。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主张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也不与任何大国集团结盟，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并按照“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四项原则，与其他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思想总的来说是独立自主，反霸权主义反强权政治，不结盟，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的和平与发展。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首先体现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政策上。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的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开展的各项工作，并以自己在联合国事务中卓有成效的建设性努力，赢得世界各国的信赖和赞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维护国际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