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住址

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说：“1962年的8月14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可见所谓6间房相当于现在的3室一厅一套的住房。客厅和一间卧室都是18.48平米，另两间卧室也有十多平米。这套房在当时是不算小的。
　　金岳霖的住房大小与钱钟书相同，只用途略有不同，即卧室29.70平米，办公室18.48平米，另有一间客厅18.48平米。钱家由于三口，每人一间卧室兼书房，故无专用办公室（书房）。
　　几年之后，钱唯一的女儿结婚，女婿住进了钱家。但居住的格局并没有变化。杨绛在《从‘掺沙子’到‘流亡’》中写道：“当时我们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边一个套房是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 一间是我的卧房兼书房，锺书的衣物都在我的卧房里，朝北西尽头是我们女儿钱瑗和女婿得一的新房，和我的卧房相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就在我家的大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的房间。”
　　二居室的使用面积是59.38平米，有二级研究员如杨向奎先生，也有副研究员如近代史所的钱宏（文革后任《近代史研究》主编）等住二居室。知识分子家庭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口少。单身汉金岳霖只有一名厨师与他共住，钱家三口人，杨向奎、戈宝权（4级研究员，住三居）也只有四口人。
　　当时社会科学学部的另一处宿舍是西观音寺45号，多为资历较浅的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居住。单身的年轻人住集体宿舍，人均6.6平米。文革两三年后，革命小将也陆续成家，但没有新建住房，因此住房显得十分紧张。解决之道，就是占用干面胡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住房，美其名曰“掺沙子”。干面胡同的三居室，大都掺进了“沙子”。1969年，钱钟书家里就被文学所的年轻同事林某一家占去两间，只剩下客厅和原先钱钟书先生的卧室兼书房。两家挤在一起，难免矛盾。1973年12月7日，钱、林两家爆发打斗。12月9日，钱家逃至其女钱瑗所在单位北师大的集体宿舍居住。
　　干面胡同自掺沙子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其“高级研究人员宿舍”的面貌。文革过后，胡乔木出掌社科院，他为钱钟书等社科院知名学者争取到更好的住房，干面胡同的部分房子就被“沙子”们名正言顺地分得。前几年干面胡同改造，15号这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