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家

陈毅对“文革”的一次猛烈开火
1967年2月，北京中南海庆云堂四号院。陈毅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大红请帖，上书“恭请陈毅副总理出席批判驻外使领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等字样，落款是“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

在那动不动就“打倒”、“砸烂”的年月，“勒令”一位领导人出席这类批判会是司空见惯的，而使用如此恭敬的措词，则实属少见。

陈毅的秘书石国宝（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局长）拿着这张大红请帖却犯了难。

陈毅确实很忙，除了分管国务院外事口和外交部的工作，“文革”开始后中央指定他分管西北地区，日程每天排得满满的。1月2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检查”获得通过，成为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他自己知道，“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看见党的传统被破坏，党组织陷于瘫痪，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军队受冲击，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他常常禁不住要讲。

石国宝对这些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很有顾虑。说是批判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到时候谁知道会生出什么新花样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如实向陈毅报告了此事。

陈毅对这些归国留学生显然已有了解，对他们的举动没有提出批评，也没有说到时是否出席他们召开的批判会，只是要秘书通知“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所有负责人来一次，他要同他们谈一次话。于是，安排了2月16日晚上这次重要的接见活动。

笔者就此访问了乔晓阳（当年受陈毅接见的归国留学生代表之一，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乔晓阳感情激动地回顾了这段经历：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后由国家高教部派往古巴留学的，就读于古巴哈瓦那大学。1967年2月初，国内通知所有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随着这一潮流回到北京，这年21岁。回国的第一个晚上，躺在北航教室铺着稻草、被褥的地铺上，竟夜翻看同学送来的红卫兵小报，感到迷茫和困惑。

这时回国的留学生约500多人,先分住在北大、清华、北医、北航等高等院校，后集中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局（专家已撤离，空房很多）。

留学生中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进而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