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案列》

1955年4月7日，刚刚做完急性阑尾炎手术的周恩来，在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乘坐中国空军苏式里—2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8日中午11时30分抵达昆明。

　　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的卓越表现就使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大感紧张。他于1955年初向国民党高层人士发表了一篇题为《最近国内外局势的推演与我们反攻复国计划的进度说明》。在这篇讲话中，蒋介石悲叹道：1955年4月至6月乃“我们外交最紧张的时期”。周恩来总理在2月10日公开发表关于接受印度尼西亚总理的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声明后，国民党当局就开始策划谋害周恩来总理的罪恶计划，并把香港和万隆作为实施计划的主要地点。
　　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一架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即“克什米尔公主号”右翼轮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这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香港约4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炸弹爆炸的碎片击中第三号油箱，引发无法控制的大火，迅即飞机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由于周总理应约去缅甸仰光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的六国会谈，改变了出国路线，得以幸免于难。

　　事后，周恩来总理除指示有关方面加强对敌情报工作外，继续按预定计划进行会议筹备，飞往仰光。

　　当天晚上，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六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这时，飞机爆炸事件已经在一些国家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有的国家领导人担心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

　　针对这些负面情绪，周恩来总理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冷静地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根本利益上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取得成功。”同时，他也真诚地建议在座的各位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