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道与器”的思想。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中国的“上等人”一向重道而轻器，“下等人”则只管器而不大关心道。读书人要去做人上人，把闻道看得无比重要，而器呢，自有人下人一代代口口相传地做去。这情形，只要看中国论道之书汗牛充栋，而论器之书寥寥可数，就可以知其大概。中国是以农立国的，但自先秦至明，研究农事的著作，可称的也只有《齐民要术》等有限的几部，不少还因不受重视而亡佚了。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已是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了。
　　梁启超氏说，清代的学术，其研究方法已近于“科学的”。这是不错的。其对于已往以为神圣不可动摇之经书的怀疑精神，其于疑问的细密求证功夫，巨细必究，本末兼察，事事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就不相信，有了证据还要反复查验，看它是否充足，都很接近于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可惜的是清儒的细密研究功夫，还是都花到了论道上面，孜孜于经书的真伪乃至一音一义的考证，弄到最后，与器仍旧没有什么关系。
　　洎乎近代，因为西方的洋枪洋炮打了进来，这才觉得器不如人，但道还是我们自己的好。以中国之道，驭西洋之器，这就是“中体西用”了。重道轻器如故，器也依然不能进步，而道的争论却是很热闹的。主义呀、思想呀、理论呀，旗号满天飘舞。谁都想当圣人，谁都要弄一套主义，但不管甚么主义，什么思想，鼓吹之际，天花乱坠，一到实行，仍旧停在嘴上的多而落在实处上的少，所以中国还是中国。一场辛亥革命，说是什么主义的胜利，但照鲁迅的观察，不过革去了一条辫子，若再加一句，就是换了一批主子——专制依旧，愚昧依旧，下等人的生活也依旧。
　　道是不妨论的。但道若有用，必要有个着落。这着落就是器。体制也罢，机构也罢，程序也罢，法律规章制度也罢，都是器。孔夫子讲：仁者“爱人”。孟夫子讲“仁政”，今人讲民主、讲法制、讲别的什么重要思想，都高妙之极。但若没有一套确能保证其施行的制度、法律、程序、监督体系，要言妙道也只是要言妙道。孔老先生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孔小先生说“我不欲仁”呢？事实上中国论孔孟之道两千多年，那美妙的“仁政”始终踪影全无。我们这个民族在论道上搞的花样、耗费的无谓精力实在已经太多，倒是扎扎实实在器上多下点气力的好。诗曰：
　　要言妙道说千年，
　　旗号新翻叹圣贤。
　　最是千秋仁政后，
　　依然似梦又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