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使驻京

公使驻在北京、觐见皇帝时用西方礼节。

公使驻京，虽隐含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可是在咸丰帝心目中，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他认为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驻京，其次是内地游历，再次是增开口岸。所谓天津谈判二十多天，咸丰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至于那些损害中国最为严重的条款，咸丰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胁下倒是比较痛快地接受了。咸丰帝的观念为何与国际惯例如此格格不入呢？

这须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说起。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原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始终自以为是“天下共主”。?这种情势在清朝，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由于清王朝前期的强盛，使周边各国的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受清王朝的册封，向清王朝纳贡，成为藩属国。?

对于藩属国以外的各国，包括英国等西方国家，清朝一概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中称为“夷”，如英、法、美三国，分别被称为“?夷”、“?夷”、“咪夷”。根据传统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非朝贡国进行正式的官方交往，只与它们有通商关系。由此，清朝在对外关系上，自认为是“天朝”，不承认有平等国家的存在，用当时人的语言，即所谓“敌国”。清政府也没有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藩属国的朝贡、册封等事宜，由执掌王朝典仪的礼部来主管。而管理蒙古、西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其事务扩展至俄罗斯、廓尔喀，在清朝皇帝的眼中，这些国家似乎是藩部的延伸。乾隆末年、嘉庆末年的英使马戛尔尼（G.Macartny）、阿美士德（W.P.Amherst）来华，清政府依其惯例，当作“贡使”来接待，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里似乎说得远了一些，但要真正了解咸丰帝的真实思想，却又是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

鸦片战争失败后，原来的中外格局已经破坏，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仅仅做了一些修补：他让两广总督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这既避免了中央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