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醉花阴》原文，作者是王力平

醉花阴

醉花荫

其实，对于东风花事，我并不十分留意，用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话说，叫做“年年不带看花眼”。
然而，书生习性，踏青看花可以不去，书却不能不读。一卷在手，又发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春花秋叶间，凝结着历代文人墨客层层叠叠的情思意绪。白居易说：“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一花一叶，正如滚滚红尘中的知心挚友；周敦颐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草一木，已是内心情感价值的物化形式。花，实在是历代文人笔下无法回避的永恒主题。
或许，“历代”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在人类艺术长河滥觞的远古时期，在那些古朴而神秘的原始岩画和陶器装饰纹样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渔猎生活的影响。艺术起源学研究告诉我们：原始狩猎民族没有表现耕作的舞蹈，没有描绘农作物的雕刻和绘画，他们以骨骼和牙齿做装饰品，而不以植物做装饰品。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大的进步——从渔猎文明到农业文明的象征。或许应当这样说，只是在农业文明的阳光照亮大地之后，一花一叶、一草一木，才在人的眼中有了生命，才真的活了，美了。
花之美，在于色。色彩以最直观的形式，给予人最强烈的感官冲击。王维说：“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杨显之说：“黄花金兽眼，红叶火龙鳞。”词语间固然有修辞的夸张，但首先是基于诗人对色彩的强烈感受和深深的陶醉。
因为受到文化传统的浸润，不同的色彩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情感意义。俄国作家陀斯托耶夫斯基曾经深情地描写过一座淡红颜色的小房子：“这是一座颇为可爱的小房子，那么和蔼可亲地望着我，那么矜持地看待丑陋的四邻。所以，每当在那条街经过的时候，我总感到分外地欣慰。”当这座房子被人重新涂成黄色时，陀斯托耶夫斯基写到：“我的肺几乎都气炸了，直到现在我也鼓不起勇气去探望我那被丑化了的朋友，可怜他被刷成了天下帝国的颜色。” 陀斯托耶夫斯基所说的“天下帝国”，正是十八世纪的大清帝国。在古代中国，基于“天玄”、“地黄”的文化观念内涵，黄色具有不可置疑的尊宠地位。而在陀斯托耶夫斯基眼中，竟是如此不可忍受。
其实，不仅中外有别，同是炎黄子孙，面对花与色的世界，也总是有所抑扬，有所臧否。刘禹锡偏爱牡丹的艳丽，认为：“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张孝祥偏爱梅花的素雅，认为：“人间奇绝，唯有梅花枝上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