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

“坏分子”是一个留有强烈历史痕迹的词语。所谓“坏分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指“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之一，属于“群众专政”的对象。《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注释则源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中一段话：“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而稍加改造。毛泽东的话中，“坏分子”是泛指刑事犯罪分子，并没有赋予新的内涵。因此，《现汉》对“坏分子”的定义，实际上是把在法律上应依法惩处的人和在政治上应予打击的“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混为一谈，把思想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机械等同，与今天法制化环境不相适应。

　　“坏分子”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词语。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件中曾使用过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革命群众中的“不良分子”，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将他们清除出革命队伍，防止他们搞破坏活动。新中国成立初，在镇反（1951）和肃反（1955）运动中，有关政策文件开始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坏分子”是作为反革命分子的“附属品”出现的，内涵不够明确。建国以后至1970年代末，对“四类分子”长期实行管制劳动、监督改造的政策，其方法是给这些人戴上“帽子”，一般不抓进监狱，而是交给群众监管，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让他们在劳动中自食其力，“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而且不定期对他们进行批斗。“四类分子”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1951年1月起，各地将未作刑事处罚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地主、恶霸、土匪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交给群众管制，实行监督改造。1956年，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开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加入农业合作社的规划工作，富农分子也列为监督改造对象。1957年，除地、富、反之外，坏分子亦列入监督改造对象，合称“四类分子”。1958年初，将右派分子列入监督改造对象，合称“五类分子”（即“黑五类”）。

　　应当指出，地、富、反、坏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地、富分子是依据经济地位；反、坏分子是依据政治立场和现实表现。所谓坏分子，主要是指农村中那些阶级出身、政治历史都没有问题，而又犯有偷盗、贪污、流氓等罪行或刑满释放回村监督改造的贫下中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