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的评论

当时对文天祥来说，只有做宋臣与做元臣的选择。蒙古军队的凶残程度，是历史上少见的。据记载，蒙古军队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拨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⑻当时蒙古军队占领临安，就有一些大臣向忽必烈进谏，要求杀尽南人，其理由居然是“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⑼蒙古兵的残暴，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以“仁”为中心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这时，反抗异族的入侵、杀戮，与捍卫儒家之“道”叠合在一块。面对如此凶残暴戾的蒙古兵，一个汉人只要爱国、爱民族、爱家、爱自己，唯一的道路就是奋起反抗。以宋帝为中心号召天下对抗元兵成为文天祥救万民于水火的必然选择。皇帝这颗小小的砝码，有时，特别是在臣子心目中，足可撑起整个大汉民族！忽必烈和历史上所有南下少数民族一样，从武力上征服中原，却从文化上被中原征服。他采用了“用南人”而不是“杀南人”的政策。然而面对山河破碎风飘絮，文天祥在做元朝的丞相与做宋朝的魂魄中选择了后者。文天祥所为之身殉的，与其说是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的大宋王朝，不如说是一种儒家绵亘千年，若隐若现的“道”。在这样的“道”与生命的权衡中，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救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朱熹注此曰：“理当死而求生，则于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当死而死，则心安而德全矣。”⑽面对“义”与“生”的选择，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⑾文天祥的衣带赞中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就是本自于此。“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所学的，便是他以生命和热血去相殉的“道”。曾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甫，此刻成为文天祥跨越时空的知己。

春秋五霸之首,雄才大略.在戎狄八部纵横中原无一抗手的情况下,九合诸侯,尊王攘夷,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