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 经典的故事啊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朋友出主意：刻印章。

于是，昆明市的市面上，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润例”。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情急之下，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打算去设摊。

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可是不摆摊，一家人怎么生活？最后，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刻印。

广告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生意便源源而来。两年多，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久而久之，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闻一多便自我解嘲：“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再苦也得刻呀！”

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工宿舍门口，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倒下了。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闻一多的生命到达了他同时代的学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李公仆被杀之后，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闻一多为争取民主、自由，慷慨激昂地演讲：“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闻一多的次子（原中宣部宣传处处长）闻立雕先生讲述：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特别严，有两条让我记忆犹新，一条是不能自私自利，一条是不准撒谎。我小的时候贪玩，有一次父亲发现我没做作业，便拿鞋底子打我。后来我的胃病犯了没有回家吃饭，父亲便派保姆端着一杯牛奶送到学校让我喝了，父亲放心不下，就拄着拐杖拿着药，到学校要求我把药吃了，我当时觉得很丢人，所以犟劲就上来了，说什么也不吃药，不料父亲的犟劲也上来了，训了我一通，并在他的监督下，我不得不屈服地把药喝了。但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父亲在家起草文件的时候，小妹不听话，影响了父亲的工作，被父亲在屁股上拍了两下，我知道后，不知从那儿来的一股劲，直接闯进屋里，冲着父亲说，你是讲民主的，为什么在家不讲民主呢？你怎么动手打人呢？……说完扭头就出去了。过一会儿，父亲出来了，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