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能不能改

国民性,即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生存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由此产生出自己稳定的、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反过来又是国民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定型化,形成牢固的社会风俗.因此不会轻易被改掉。
　　随着鸦片战争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西方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中国城
　　市肮脏污秽，看到普通的中国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文明和有教养。那些殖民者立刻趾高气扬起来，在书中任意丑化中国人，说他们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

　　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传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国人接触30年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反观自我，感觉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国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较外国人激烈锋利得多。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人们连篇累牍地列举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们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和先改造人的选择面前，大部分人认同了后者。国人公认的旗手鲁迅在1925年说了这样著名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里，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

　　那么怎么样才能脱胎换骨呢？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对策是引进基督教，帮助中国人建立真诚品质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梁启超这样的老派改革家则提出“新民说”，靠每个人的意志力来涤荡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千年污垢。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则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国民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包括早期的毛泽东，他也是改造国民性运动中的一位伟大的斗士。早在青年时期，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