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和陈独秀政治上有什么分歧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但早期是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虽然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
后来思想逐渐落伍
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
1929年联合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分裂党的行动

李大钊则彻底得多，未曾有过原则性的动摇和反复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但早期是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虽然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
后来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逐渐落伍
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
1929年联合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分裂党的行动

李大钊则彻底得多，未曾有过原则性的动摇和反复

3）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首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却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寻找到了另一条救国方案，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进化思想模式，转而以俄国人为师，操起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重新探索中国的出路。因此，北京的“新青年派”成员发生意见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其实，早在1918年7月陈独秀撰文就说：“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4）陈独秀在此点明了他与胡适根本分歧之所在。尽管胡适一直努力阻止《新青年》卷入政治，但他不能抑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谈论政治的愿望。

1918年底，胡适奔母丧回家乡（安徽绩溪），在北京的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张慰慈等人又创办了《每周评论》。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播到中国，李大钊、陈独秀便利用这一刊物有意识地谈论现实政治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然而，胡适对国内政治界和思想界被各种主义牵着鼻子走的现象深为不满，“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5）于是，他在1919年6月接办《每周评论》后，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了主义的性质、主义与研究问题的关系、目前中国社会应赶紧解决的问题等。他警告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