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攻玉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本来，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国势，厉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是人心所向的，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梁启超语）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罢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了。后哲朱熹评道：“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后封荆国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这是十分允当中肯的。试拿“改科举”一项稍作分析，就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分歧。

变法伊始，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王安石力持改革科举，举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对已实行四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忽然作此大幅度的改变，无疑会引起士人的震动，神宗皇帝也顾虑重重。苏轼是个遇事不合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人，立马上书反对这项政令。神宗阅罢心动，当即召见了他，苏轼借机直谏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番话神宗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但还是表示愿意考虑苏轼的建议。只是由于王安石的坚持，“改科举”最终还是被强令颁行了。可结果如何呢？王安石晚年反思道，这项法令“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看来他也认识到政策的偏颇了。

众所周知，熙宁年间文人之争的结局是双方落得个两败俱伤：苏轼无法容身朝中，只好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更使他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而王安石则遭到新、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两起两落，最后辞官归隐，退居金陵，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