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区别

执法必严看似体现了法的权威性，但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混淆了执法与司法的界限，将司法视为执法的组成部分，而执法权和司法权无论在权力的性质、行使机关、行使方式方面，还是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二是曲解了执法和司法的宗旨，错误地将“严格”、“严厉”作为执法、司法的主要特征。于是，为了对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而实行“严打”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众所周知，在社会制度的架构中，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面的价值。”而任何一种正义的法律思想都必须经由一个理性的程序运作过程才可转化为现实形态的公正。在这个过程中，执法与司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公正自然成为执法和司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同时，法不在严，而在于及时。美国著名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曾提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种涵义是指效率。------只要稍作反思，我们就会毫不惊奇地发现：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浪费是不道德的行为。”在当代社会，一个国家执法效率和司法效率的高低，就是通过执法过程和司法过程的经济合理性寻找最佳的方式，以最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实现执法和司法的目的。当然，在公正与效率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基于权力性质的不同，行政执法与司法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偏重于效率，而后者则偏重于公正。此外，司法还应当具有独立性，这是人权、自由、法治等价值在司法制度上凝聚、积淀并进而产生的一种历史性的必然结果，并且早已越过国界而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司法准则。可见，执法必严的提法已经远远落伍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与程序正义、人权保障等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违法必究似乎反映了法的约束性和严厉性，但既未体现违法程度与惩罚力度相适应、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也不符合我国现行追究时效制度，并违背了司法被动性、中立性等基本属性。我国在民法领域、行政法领域和刑法领域分别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追责时效制度和追诉时效制度。其中，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诉讼权利就无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即一旦诉讼时效届满，权利人就不再享有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权利；追责时效是指对违法行为予以追究的有效期限，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