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诗主理？

《全宋诗》收入约一万名作者的约二十万首诗作，在这些作品里，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宋诗主理，强调义理思辩，与汉唐的注重章句训诂学风有所不同。其原因何在？
　　赵宋王朝结束五代割据，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它以割据混战的事实否定了李唐“儒道并重”的思想，重新认识到“独尊儒术”的重要性。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儒学革新”，而形成一套体系严密的程朱理学。被称为“道学”或“理学”的这种新儒家思想，为封建制度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也鼓舞士人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并在自然科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提倡理性思辩。宋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成为思想界之主导者的理学家、道学家极力排斥文学，甚至宣传“作文害道”，激进者如石介（1005-1045）更是视文学为威胁儒家思想之异端。而文学家一般并不反对“道在文先”、“道本文末”的规定，欧阳修（1007-1072）宣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颇具影响的欧苏等文学大家接受了诗歌政治化、道德化、议论化、理趣化的主张。文学的独立性遭到抹煞。宋诗渐已变为“载道”宣理的工具，“率语录讲义之押韵耳”（刘克庄（1187-1269）《跋恕斋诗存稿》）。
　　从一个方面看，宋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外有边患危机，内部接连爆发农民起义、军卒暴动，国家财政岌岌可危，局部的、阶段性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接踵而来。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赋予宋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精神。他们一般不再沉迷于政治幻想，而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政治的关心也引导文学关怀政治，出现了文学政治化的倾向。一些人运用诗歌宣传政治主张，议论时事。而一旦仕途受挫，又会以诗歌去书写自己深沉的人生体会。
　　为应付严重的内忧外患，宋代地主阶级从事数次政治革新，各种尝试均未奏效。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的政治斗争却十分激烈，北宋的庆历新政（1043-1045）只推行两年便因其他政治势力的反对而宣告失败，熙宁新政则引发了官僚集团内部新旧党之间的长期争斗，王安石两次被免。南宋有秦桧、岳飞等的和战之争。在政争、党争中，关怀现实的文学也随之成为有力的斗争工具。以诗干政之风一度盛行。著名的“乌台诗案”（1079）即与苏轼（1037-1101）涉嫌批评新法有关。
　　另外，宋代城市经济和商业活动的空前繁荣以及四大发明等科技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