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文章

中国社会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之时，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学进入研究“民史”即群体的历史的广义社会史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过很有影响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借鉴社会科学方法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批开创性成果。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改革开放后，社会史研究才重新浮出水面，并很快成为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从事社会史研究者有的关注生产方式之外的生活方式的演变，有的注重经济生活之外的文化生活，还有的把重点放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于是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等名目便应运而生，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明显特征。

　　新的研究需要新的理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纷纷恢复和发展起来，大量海外社会科学及各种史学流派传入国内，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备受关注，这些理论资源为我国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活力。人们对如何定义社会史，自然也出现多种理解。与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形态史研究相比较，新时期的社会史在“小化”，区别于通史式的社会形态史，是专门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持原有研究立场的学者仍然认为社会史是通史。在欧洲历史学界，社会史曾经有一个从研究社会生活史到整体史的过程，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之概括为“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也强调整体史或曰总的历史。这样通史与整体史在中国便产生了特殊的交集，显然，如果社会史作为新的研究范式，在如何把握整体史与通史、专门史的关系方面，会有不同的理解。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具有区域史的特征，整体史只有在区域史中才能真正体现。

　　进入21世纪，历史人类学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史研究的势头。新时期的社会史强调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而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自然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在社会史初兴时人们看重社会学的借鉴作用，这是比较重视社会结构尝试建立社会史研究新框架的需要。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很快发现将社会历史作为血肉以丰满历史骨架的社会史，更需要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作为理论支撑，而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都是以历史人类学为特色的。就研究实践而言，华南学者的地域研究也使历史人类学呼之欲出，新时期海外人类学者首先进入闽粤地区，与当地学者合作，使得华南研究带有了浓重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色彩。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史特别是华南区域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