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戊戌变法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可以说，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
　　在对待民众参政的问题上，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里有一段比较“精辟”的回答。他称之所以反对中国开议院（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的主流派都主张“尊君权”，“以君权雷厉风行”变法，拒绝开议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民智”低下。他说，“民智”的基础在于建立学校，而学校和议会的关系是相联系、相始终的。“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遂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5】又说，日本国势大振，能够与西方国家改订条约，恢复本国的自主权力，发扬民权，收效神速！“然，必自大开民智始。民智不开，遂用民权，则举国聋声，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6】两段话看来都是强调开议院、兴民权，但又都是和当时民众的教育水平联在一起，或混为一谈，并由此推断出教育不发达，讲民权不但无益反而是“取乱之道”。对民众的鄙视可见一斑，更因此劝光绪切不可操之过急。中国“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遂使之议政。适增其阻挠而已。令府州县开之，以奉宣德意、通达下情则可。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会，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7】走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政体的维新派其根本目标就是开议会、行宪法，但其主要领导人在这点上不但没有坚持走群众路线、积极到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从群众中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而借口“民智未开”，有意拉大自己和民众运动之间的距离，抬高自己的同时却丧失了来自民间那股巨大的力量源泉，这不能不说是维新派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时候的一着败棋。后来的历史表明，决定了中国改革或革命最终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力量都源于民间，这不能不说是对维新派忽视群众力量在变法过程中的作用的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百日维新”短短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三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