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陈子平的草原之歌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看法有了180度的转变。由于苏联国内政局发生变化，中国认为苏联的国家性质已与以往不同，乃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对它的一切都加以否定 [4]（前言第3-4页）。至于西方文化，则被视为封建的、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当时的中国拒绝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开始寻找探索革命性的民族文化特色。

1． 中国师资

1951年春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海外侨胞回国贡献力量”的号召，叶正凯放弃在香港音乐学院担任教务主任的优越条件，回到首都北京，当即被聘为中央戏剧学院管弦乐队（现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低音提琴首席，并教授低音提琴。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变化因素，许多外籍音乐演奏者及音乐教师纷纷离开中国，国人对于低音提琴的学习，进入自我摸索阶段。许多人只有借着早起留下的一些有限资料自我学习。例如叶正凯在其教学中，就自己为音阶、双音、泛音等练习标定指法与弓法。

而中央音乐学院符达教授的任教，则是国人自己教授国人的另一个例子。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由天津迁至北京，此时学校另有在天津时期即从上海分派多来的俄语翻译员符达，其早期曾在上海修习过大提琴与低音提琴专业。由于符达勤奋好学，并由低音提琴演奏基础，至北京后另又曾主动找叶正凯切磋琴艺，因此在当时低音提琴师资短缺，学校急需师资之际，符达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任教，不久之后又兼课于大学。由于中央音乐学院为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符达在此服务四十余年，培养许多低音提琴专业学生。这些学生之中，许多出国继续深造，另于1999年招收第一位中国低音提琴界的研究生，成为日后中国低音提琴界的精英。

上海方面，郑德仁在乐团期间，同时兼任上海音乐学院低音提琴主课教师（1956-1986），而在东北，黑龙江省歌舞团（今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首席王新民，人称“王大贝斯”，也培养了无数英才。这些当时第一批苏外国人学习的中国人，藉由这点点星火，抱着对于此类乐器的热忱，燎起了中国广大土地上的低音提琴学习热潮，致使之后低音提琴得以人才辈出。

2． 创作与改编

在此人才与教材均告短缺的时期，民族乐曲的创作以及本土教材的编篡也开始了它的萌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