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的故事

一个灾区志愿者故事带来的思考
近日《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特别报道：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湖南常宁松柏镇农村妇女肖琳，在儿子患有先天肺病、家里负债已达3万多元的情况下，背着家人借了3000多元钱，偷偷乘上开往成都的火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去灾区帮忙。可是当她回家后这个家却再也容不下她了。她的丈夫提出了离婚，公婆对她怒目相对，丈夫扔下一句话：“除非你证明你是对的。”

那么肖琳的行为到底对不对呢？以当下主流道德标准来看，肖琳不顾自己生病的儿子，千里迢迢奔赴灾区为一位受伤的母亲带了10多天孩子，这理当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怎么能说不对呢？然而，丈夫的话也说得合情合理：“我是个正常人，我想有一个正常的妻子、正常的家，这有错吗？”在肖琳偷偷出去的那几天，丈夫只能向邻居解释她出差去了。于是，肖琳的“出差”就成为邻居们茶余饭后的笑柄。甚至还有这样的闲言碎语：“肖琳有钱拿去灾区做好事，还问我们借钱做什么？”这样丈夫就很难再从亲友中借到给儿子看病的钱。如此说来，这位朴实的丈夫有错吗？

看来这是个棘手的难题。平心而论，在公共场合，大多数人也许会言不由衷地赞美：“肖琳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举动。”但在私下里，扪心自问，我们果真能理解肖琳的行为，即放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却去灾区帮忙？相反，我们倒是能够理解肖琳丈夫及公婆的不满，毕竟肖琳的行为有悖常理。

于是，肖琳的行为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当道德标准与人之常情发生冲突时，应该舍弃的是哪一方？我认为，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应舍弃的是那种不符常理、常情的道德标准。伦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它所认可的道德标准显然不能有悖常理。不过还需进一步论证的是，为何人之常情比道德标准更重要？

道德作为一种软性约束，不同于公认的社会准则（如公众场合不能喧哗），更不同于硬性的法律规定（如不准偷盗），它纯属个人的自我要求，因而只能律己，不能绳人。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里莎修女自愿到印度帮助那里的穷人，她的行为固然值得我们赞美，但她却不能以此要求自己的亲人或朋友都效仿她的行为，否则就有悖常理。以此类推，如果肖琳是单身，她的行为仅关乎她本人，自然不会惹出风波。但肖琳有丈夫，她的行为理当先得到丈夫的支持，而她却背着家人私自来到灾区，这样她就等于是把自己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