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有降顺突厥之辱的故事

李渊一直到大业13年(617)7月才带大军从太原誓师出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北方少数民族突厥的关系还没有处理妥当。隋朝末年，中原战乱频频，突厥在北方迅速崛起并日益强大，恃强扰边，已是家常便饭。李渊为太原留守，抵御突厥的侵扰就是重要使命。

李渊起兵前的顾虑还有两点：一是担心兵行之后“突厥南侵”，难以抵御；二是担心北方群雄如刘武周等联络突厥“引为边患”，妨碍自己全力进军关中。这是影响他起兵以及起兵以后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李渊很清楚，“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隋朝末年，北方的众多割据者如陇西薛举、马邑刘武周、朔方梁师都、河西李轨、北平高开遭等，“虽懵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此外，尚有刘季真、李(郭)子和、刘黑闼、宋金刚等攀附突厥，引为奥援，与之“使者往来，相望于道”，关系密切。无疑，在炀帝南幸江都、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的形势下，雄居北方的突厥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李渊起兵太原，并不是要割据一方，而是要进军关中、夺取全国政权。因此，深谋远虑的李渊在起兵之初不能不恰当地处理与突殿以及各个割据势力之间的关系。

李渊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北连突厥，也就是向其称臣。大业十三年五月，突厥围攻太原撤退后，李渊就亲自给突厥始毕可汗写信，告知他：自己大举义兵，是要远迎主上(即隋炀帝)，要像隋文帝时期一样与突厥和亲，如果可汗能够答应不侵百姓，则“征伐所得，子女玉帛，全部归可汗所有”，而且，突厥可以不劳兵马、坐享其成。信写好以后，李渊还特别使用了下对上的文书格式，在信封上题为“启”而不用“书”。

对于李渊对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之举，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推测是李渊已经“称臣于突厥”了。对于李渊称臣于突厥事，唐朝人所著的《贞观政要》、《大唐新语》以及《旧唐书．李靖传》和《新唐书·突履传》等正史都有类似的记载。如《李靖传》提到，贞观年间李靖大破突厥颉利可汗以后，太宗大为兴奋，并说了“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这样的话。不过，由于此事是出自太宗之口，不少人觉得未必可信，认为这很可能是他为自我炫耀而不惜诋毁已为太上皇的李渊。著名文学家陈寅恪先生，就此专门撰写《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指出“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