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道”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影响

儒家精神，发轫于孔子，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扬而臻于大成。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帮助下，儒家精神登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神坛，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精神生活的主导意识，从此，儒家精神便不仅深切而全面地塑造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和价值取向，而且也由此深切而全面地塑造着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首先，大一统精神的影响。大一统这个词是汉儒董仲舒在解释孔子《春秋经》的基本精神旨趣时提出来的，意思是孔子《春秋经》千言万语，归总为一句话，那就是推重和强调(即“大”，此处作动词用)华夏一统。董仲舒的解释，实际是对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的概括和凝练。这一解释深契武帝之心，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武器。汉代以后，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大一统的精神深入人心，构成了华人潜意识的一部分。

其次，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庸本来是孔子所倡导的最高一种的修养标准，意思就是处理应对任何事，都能够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比如勇敢，过了便是鲁莽，不及便是懦弱，只有恰如其分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孔子以后，中庸逐渐成为儒家的一种方法论，即不论思维还是处事，都要尽可能符合事情的原貌，不走极端，不搞绝对。中庸之道的积极影响，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走极端，不搞绝对的思维方法使得中国文化拥有极大的包容性，因此，一切外来的异质文化，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从容生长。二是中庸之道使人们懂得并且相信，事情的本来面目多数情况下不在极端的状态中，极端的状态，经常是表面而暂时的表象。这种心态强化了人们思维的全面性，也强化了人们对于正确的东西的追求和接受。当然，中庸之道也有其消极的影响，那就是，一方面，它使得人们的是非观不够明确，在中国式的表述中，明确而单一的“是”和“非”是极其少见的，最常见的是“虽然……但是”式的表述；另一方面，经常的对于明确的是非观的消解，也自然地妨碍了个性的明朗和发展。

第三，历史思维模式的影响。虽然儒家内部有过“法先王”和“法后王”的争论，但是，“言必称先王”式的历史思维确是儒家一贯的思维模式。历史思维模式的好处，一方面是把思维对象放置于历史坐标的大背景下，有利于避免武断和狭隘；另一方面则是可以从历史本身获得借鉴、经验和知识，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