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艰苦生活

1960年冬天到山东，我不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记者采访一般是有来人接待的，时间短而且是灵活的。这次下放到灾区，同灾区的农民实行“三同”，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而且时间长，甚至是无定期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的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使我身心受到了沉重打击和无可弥补的伤害，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今天有了这个条件把它如实地整理出来，目的是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正了解过去，不要忘记在过去艰难崎岖的道路上，父辈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但愿历史不会重演，不会重蹈覆辙，不要再走曾经走过的、而且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路子。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因为在这之前，一是问题还没充分暴露，二是还有点儿以前积蓄下来的一些物质基础，生活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下去正是1960年冬天，是继1959年冬、1960年春灾荒进入高峰、持续发展到最严重阶段。过了1961年春天以后开始好转，夏天就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工作的转变”。因而这一段时间是最艰苦的时候。

1960年，尽管农村灾荒严重，城市食品供应普遍紧张，首都北京虽然也有些紧张，许多食品凭票限量，但最低标准，还能基本保证，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因此，离开京城到省、到地、到县、到公社，越往下走，生活越艰难。到了农村第一线大队、生产队，以至于连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都没了保证。中央强调下放干部要实行“三同”，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正是数九寒天，鲁西北的冬天特别冷，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老百姓家里睡的都是火炕，主要是靠烧秸秆柴草取暖，受灾之后，农业减产，秸秆也大大减少。要说“同住”，空房子很多，但都不能生火取暖，墙壁四面透风冷得很，有的跟睡在露天地里差不多。白天屋子里阴冷阴冷的，晴天没有风时，外面要比屋子里暖和一些。所以人们经常三三两两地站在墙脚下晒太阳。要说“三同”，住是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我们当时是怎么住的呢？

黄龙不是“龙”，是一位13级的老干部。我们新华社下放到大于公社的有三人：一位是对外部的黄龙，他时年48岁，满头白发。在新华社下放到农村基层的干部中，数他年龄最大，而且资格老，级别高，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黄龙”。他是广东人，上世纪30年代末期参加革命，搞过地下工作，抗战期间在广东东江打游击。他是归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