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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之鸟

2007年4月，南溪农场难民六队的队长黄阿门终于拿到了身份证。即使这样一张小小的卡片，他也等了28年。

外人可能无法想象没有身份证的难处，但对难民们来说，身份证便意味着生计。

河口民政局难民办主任侬德良说，没有身份证，便无法信贷、无法出门打工、无法考取驾照，同样升学、就业也是问题。“存折？长什么样子，从来没办过。”189村民罗富云说。办存折也需要身份证。记者在难民村未能问到一户有存折的居民。

罗富云早在1997年就外出打工，那时候出门前需要到市公安局办一份证明，被称作“通行证”。但这并不能保障畅通无阻。他在广州做了两年皮鞋，因为没有身份证，大厂不能去，由朋友担保才能留在小厂子里。

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毕生没有过储蓄。

不仅不方便，在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前，有人外出打工还会被遣送回来。“外面不了解这边的管理体制。他们说中国30年没打仗，没有难民。”作为队长，黄阿门就曾接到浙江派出所的电话，询问该队是否有何姓村民。

因为没有身份证，除了联合国难民署的周转金项目可用来发展生产外，他们在本地信用社无法借贷，只能找本地亲属帮忙。购买农具、耕牛、拖车等生产资料并不容易，发展生产也会受挫。

没有身份证同样意味着没法办理驾照，造成的结果就是“黑车”横行。一位村民提到，“没办照被交警抓到一次是200元，就要解释半天，有时一天被抓几次，就解释几次。”

黄阿门说，在2007年领到身份证后，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逐年增多，也更为方便，但问题依然存在：这个身份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虽然是公安部门颁发，但这些证件并没有全国联网。”河口民政局难民办主任侬德良说，这种身份证在省内能管用，在外地查不到。

189队里的一位年轻人认为，自己不过是“笼中之鸟”。因为外出打工、做生意，都因没有身份受阻，他认为自己被困在了土地上。

即使这份赖以栖身的土地也日见掣肘，成为难民贫弱的原因之一。最初划拨安置土地时，中国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划拨出来供他们安置的土地本来不多，成为难民发展的先天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