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上学晚的我,似乎在此后的人生中总被什么催着,有一种马不停蹄的感觉。这句

陈章良:如果不读书，我现在可能只是海边一个捕鱼种田的渔民。
　　我出生在福建海边一个渔村，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挣的工分抵不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所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经常入不敷出。那时候还在讲“以粮为纲”，种粮食是农村第一位的东西，下海打鱼是资本主义尾巴，像我父母这样的劳动力都必须下田劳动，又加上支出多，收入少，两个姐姐也很早就下了田，挣点工分以缓解家里的“超支”情况。而在我们海边，因为土地贫瘠，光靠种田最好也就是混饱肚子。因为大人不能下海，所以捞点儿鱼，私下里卖掉以补充家里吃用的事就落到了我和弟弟头上。我上学很晚，五六岁就每天泡在海里，每次大海退潮时，就忙不迭地去“讨小海”，拣那些来不及退回海里的跳跳鱼、牡蛎、螃蟹，然后到公路上卖给往来于福州——厦门的司机，给家里换一点零花钱。这样的日子我一直过到了九岁，每天带着一群孩子在海边跑，抓鸟捕鱼打架，人的性子也很野。

　　九岁那年，一位教师找到我母亲，说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还每天泡在海里，为什么不来读书？妈妈也不希望耽误我，就把我送到学校。

　　因为总听说读不好书老师会打手心，所以我对上学一直兴趣不大，被送到学校后，我年龄大，在班里个子最高，又会打架，很自然就被其他孩子“选”成了班长，这也多少约束了我比较野的性格，因为要“以身作则”，人又不笨，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还不错，手心基本上没挨打过。

　　乡村学校有它的难处，再加上那个时代人们对教育并不十分重视，到小学毕业那年，我们班还剩下八个人，我是八分之一。

　　之后是中学、大学。我是1978年参加的全国统一高考，当时学校有100多人参加，过了线的只有我一个，而在此前的一年（1977年），全校100多人全部落榜。所以，我是我们学校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的第一人，此后的一年是我的弟弟，他也是在100多考生中脱颖而出，现在还在美国。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的生活对我的性格影响很大。我现在做事有韧性，不怕吃苦就来自那些艰苦日子的磨炼，而我对野外和大自然的亲近、对生命科学的热爱，又与童年那些海边奔跑的日子息息相连。

　　真正意识到知识有价值还是到美国以后，在那里，特别是研究领域，薪水和你的学历直接挂钩，本科毕业一个档次，硕士一个档次，博士又是一个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