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隐忍而活”、屈原“慷慨赴死”的原因

1、司马迁“隐忍苟活”的原因：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
2、屈原“慷慨赴死”的原因：从《渔父》中可以体会出屈原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对待人生的态度。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哲学、两种不同的品格操守、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渔父认为对人生、对世事都不要太认真、太执著，最好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即篇中所谓的随流扬波、与世推移，至于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则是大可不必的。屈原反对这种人生哲学，认为绝对不能随波逐流，绝对不能同流合污，宁可葬身鱼腹也要保持自己志洁行廉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