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中国的脊梁"的

“中国的脊梁”是指脚踏实地地为民族的进步而奋斗的人们，他们是使中国挺立起来的“脊梁”，他们往往来自下层或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但由于中国长期的专制奴役统治，“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灯下漫笔》），许多事情自然无权知道真相。另外，近代以来的许多社会变革多缺乏对广大民众的宣传发动，这样一来，对于为他们的自由尊严而牺牲的先驱者，他们多半表现出“看客”的心态，不能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演化成不愿知道了。
“中国的脊梁”问题是鲁迅在完成《非攻》一个月后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年9月）中提出的，学界一般认为它反映了鲁迅历史观的变化：在历经对中国传统的绝望之后，鲁迅不仅从历史上，而且在现实中发现了“中国的脊梁”。

首先当对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作一辨别区分。鲁迅精神是阅读者，包括他的文字与人生的阅读者，从鲁迅的文字与人生中提取出来的精神滋养。于兹，阅读者是主体，而鲁迅，包括他的文字与人生，反是客体，是阅读的文本，而鲁迅的思想则是鲁迅作为历史中自在自为的主体的精神发展史，在兹，鲁迅是主体，而研究者是“我注六经”的他者。因此，后者当以具体的时空为主轴，而前者则应是一以层次架构为主轴的“浑元一体”。这里略去后者，只对前者进行尝试性的论述，当然也涉及时空变迁下的精神递进。

深刻的而且剧烈的矛盾性是鲁迅精神世界的基本景象。这一方面源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剧烈动荡变迁，又一方面也来源于他那颠仆复杂的人生遭际。而鲁迅精神的这一基调的最深底的核心景象便是“绝望中反抗”的姿态。这一精神形象凝聚着鲁迅复杂而繁复的情感与理智，大爱与大憎，“佛心与魔气”，“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焦灼在一体，锤炼成奇诡壮美的“垂天之象”。这正是鲁迅精神最具魅力之处，也正是最值得深思，体味之处。

如果从鲁迅的人生来看，这最深底的绝望最初当来自于童年家变遭受的凌辱。这一童年的苦痛经历在鲁迅心底划上了最初的一道深深的刀口，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完全愈合。正是这决定了鲁迅日后审视社会人生的冷峻目光与沉勇中的愤恨心态。对世态炎凉的看透为他的绝望奠了基。而成年之后于社会政治生活中所经所见所闻之种种，又使他一步步走向对中国与中国人的近乎“无力回天”的绝望慨叹。正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百折千转的悲苦命运，历史时空中弥漫的杀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