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有哪些?

民工素质问题引起城市环境问题。

民工潮是“城乡综合症”恶性循环的结果。对于城市来说，九十年代以来城市改革的进程使得城市失业人口急增，城市根本无力吸纳上亿从农村中来的流动人口。中国加入WTO后, 农业凋落将持续加深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把农民从土地上“推”开的力量更将加大，而城市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的发展却导致对雇佣工人的排斥。同时，由于农业破产，农民无力消费，市场疲软无法拉动，城市下岗职工因此增加，城市居民购买力随之下降，城乡恶性循环，拉不动的内需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民工潮”不仅仅是农业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危机

经济危机具体为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城市出现持续不下的犯罪高潮和普遍的不安全感，“高尚”社区戒备森严，防盗门、栅栏和各种警戒系统遍布。孙志刚之死其实正是这个社会危机的体现。宪政层面的诉求，敦促和锻造国家对公民的保护和责任永远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是宪法本身并不能代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其他权利的保障与配合，宪法也难保不成为一纸空文，就像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情况一样，从晚清以来我们就不缺宪法，缺的只是推动保障宪法的制度动机。宪政制度的建立必须与社会结构相匹配，才可能有宪法的尊严。宪法作为对国家的制约，并不能解决农业危机和城市犯罪，在现今中国大城市的犯罪记录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流动人口，而在广州这个比率上升为百分之八十，这是为什么这个案件会在广州发生的背景资料。犯罪率的上升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所以更重要的是检讨社会犯罪的温床：歧视、贫困与饥饿，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孙志刚并不是民工，对他作为大学生的身份界定是该案能够获得社会重视的前提，为什么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严重存在的对民工的人权践踏恰恰在孙志刚案件中被提升到宪政的层面？到底什么是违宪案件发生的根源？支持收容制度出台的社会动机又是什么？孙是民工的替罪羊，也是这个社会危机的牺牲品，不解决社会的机构性危机，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事件不再重演。孙志刚案件能否撬动宪政改革？宪政改革又如何能切实地保证农民的政治权力？城市收容制度作为目前城市管理的重要职能，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取消？这其实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怎样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消灭贫困和不公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为什么至今依然是任重道远？当“他人”的血转换为自己的血，“他们”的问题转变成我们的问题，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