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次时间大战,中国人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中国的代价有海洋中水的深度，喜马拉雅山峰那么高！

　　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5 如前所述，中国的“天下”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另一个是以以中国为地理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晚清以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打开中国人的世界视野之后，特别是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天下主义中的华夏主义世界地理观轰然倒塌，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但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作为儒家社会政治的终极价值，依然存在。在前《新民说》时期，大约在1896-1902年，梁启超开始萌生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但这个时候，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的一部分。他以“群””这一概念来表述社会的各种共同体，“群”分为各种层次，有“国群”和“天下群”之分，16前者指的是民族主义，后者指的是天下大同的儒家乌托邦世界。正如张灏所分析的，在梁启超那里，“群“不仅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制度和观念，而且在其背后也有一套相应的宇宙论和社会观。“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合群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客观法则，也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17 显然，这种以“群“为客观法则的公理观，与传统中国以“仁”为道德原则的天理观是冲突的，前者视自然竞争为当然，而后者所追求的却是一个和谐、中庸的天下大同理想。不过，在《新民说》之前，这两种矛盾的世界观在梁启超思想中并列存在，它们之所以相安无事，乃是被分别置于公羊三世说的时间序列里，在据乱之世，需要富于竞争力的“国群”，到了太平之世，就会出现一个和睦大同的“天下群”。
　　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在日本广泛流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之下，他对天下大同理想的可行性渐渐产生了怀疑。次年，他在《清议报》发表《答客难》，说：
　　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未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18
　　在日益急迫的亡国危机之下，梁启超对缥缈的大同理想越来越疏远。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是他从天下主义走向国家主义的一个标志。在《新民说》中，他明确表示：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理想，只是“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之美”。因为竞争为文明之母，竞争停止了，文明也就不再进步。世界主义的理想虽然道德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