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历史和诗性历史的区别

叙事历史一般只是记述事实，诗性历史通常在记述事实的基础上掺进了一些史官的个人想法。但二者都应该尊重事实，这是史官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良史:
“董狐笔”的故事是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叹口气，听任董狐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这个故事记载于《左传·宣公二年》。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自古以来，是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
难史
司马迁是董狐、南史这类史官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厄运的磨难。司马迁的时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的时代。可是就在这样的汉家盛世，司马迁却因为替人说了几句好话，便蒙受一场千古冤狱，遭受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历时十余载发愤著书，写出了涵盖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的鸿篇巨著《史记》，可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史记》却被视为"谤书"。现实对司马迁是不公正的，历史却对司马迁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刘向、杨雄称司马迁为史之良才，鲁迅把《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史终于还了司马迁一个公道。
司马迁去世500年以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崔浩《国书》血案，在史官的厄难史上给人们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心理阴影。

崔浩，字伯渊，出身于清河望门大族，父亲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重臣，他自己在北魏前期历史上立有大功，深受太武帝拓跋焘的宠信和器重。公元429年，崔浩奉太武帝之命修撰北魏史书--《国书》。后来，太武帝又命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务。但是，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国书》修成之日，崔浩突然被太武帝处死了。崔浩被杀的原因就是："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