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史的地位及影响

西汉中期，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大一统局面，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的统治，迫切需要一种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新的政治法律理论。儒学大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并吸收阴阳五行家、法家及周的天命思想因素，创造了一种新儒学。在法律思想方面，他所提出的主张，特别是他所倡导的“三纲”，后来成为指导封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其主张的“德主刑辅”形成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主流法律思想。董仲舒继承了先秦了儒家天人合一是思想，创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其把天描绘成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对天的神化，是为了给“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先秦儒家在维护剥削阶级的等级制时，提出了“五伦”的观念，既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董所讲的“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它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绳，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的基本原则。董是明确地提出“得主刑辅”，并对此的理论根据、具体内容和实施策略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如“先德后刑”、“大德小刑”以及著名的《春秋》决狱“论心定罪”。至此，儒家法律思想开始发展了。
到了唐宋时期，理学开始产生并出现复兴儒家学说潮流（佛、道已对儒学形成了冲击），但到了北宋中期它的思想系统才明确的形成，周敦颐可说是理学的实际开创者、奠基者，二程是理学的真正建立者。到了南宋的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是一股比较活跃的思潮，它的出现打开了中国思想史的新局面。它也使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理”是永恒的，它是最高精神实体，由它派生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封建国家和法律制度。合于“理”，既合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五伦”。理学从本体论、宇宙论高度对法的起源，法的本质、法的作用了论证和阐述，这就给先秦儒家伦理法思想及其民本、宗法、重德轻刑等原则提供了法哲学的依据，理论形态更加严密。朱熹是个关键人物，二程首提出“理”的范畴，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主要指人伦道德。而朱熹超出了二程，提出了系统的理气论，并将理气区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理也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心与理一致，这就是“道心”，人心一个，但有形而上形下之分，既道心和人心。道心是仁义之心，人心则易受物欲左右，难已安定，要实现完全的人性，就要使“道心”主宰“人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