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

文学自觉的思潮在文学发展史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它总是要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它的过渡时期总是充满着迷惘和徘徊。太康诗风[11]上承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在文学自觉的思潮中徘徊着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作为当时文学主体的创作者认识到，创作个性的自觉总是与现世的政治与社会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文学是理想化的东西，而现实是残酷的，文学是否顺应统治者的现实利益直接关系到当时文人命运的变化。太康时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战乱和分裂，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八王之乱”），使社会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这时的文人处于战乱中为了寻找自保而投身于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为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又极力地拉拢一大批文人，依靠文人的扶持壮大势力。文人在政治与文学沉浮和互动中，在艺术趣味的追求与政治的冲突中，生与死的徘徊，仕与隐的选择，自觉意识的创作与集团利益的争夺，将他们置于两难的境地。作家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朝代的更替，他们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最终成为了政治集团利益的牺牲品。太康文人在当时有很强的功名心。在许多文人看来，文学成为他们寻求自保、博取功名的手段，逞才是创作的目标。为求功名，陆氏兄弟背井离乡，千里入洛，“静幽谷底，长啸高山岑”，功名未就又“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般的感叹（陆机《猛虎行》）；左思之志“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咏史诗八首》其一）。而当时魏晋时代又是一个门阀制度的时代，许多寒士怀抱志向，身负才学，迫切希望改变他们的政治处境，又不得不依附于统治集团。太康作家群，一开始就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文人群体，潘，陆，左，刘等诗坛名流与不能入流的大小诗人，寒素之士与名门望族，权臣与游士，他们在政治与名利的洪流中莫名其妙地卷入，又进行了毫无道义的残酷杀夺，最终连自己也遭受到杀戮，值得一提的是太康文人是死于王侯之间的阴谋与夺杀，而他们自己又是“阴谋与杀夺”的组成部分。冷酷的现实击碎了太康诗人的功名之梦，利禄功名或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心理处于焦虑和无计消释的境地，敏感的作家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在他们终其一生，临渊覆薄的人生歧路口，在经历了腥风雪雨的杀戮之后，诗人凝定为沉重的生死焦虑，他们绝望地期待消释和拯救[12]，他们忍受着心灵的折磨和煎熬，为了寻求解脱和消释，诗文创作又成为他们心灵的慰籍和归宿，在人生漂泊，命运叵测的生命尽头他们不得不反思自我。陆机临刑时，“欲闻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