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中国人的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会不会搞“关系”，喜欢还是不喜欢搞“关系”，遂决定了一个人的穷通升降。
《说文解字》说：“关，以木横持门户也。”又说：“节，竹节如缠束之状。”节相当于现在所谓的通行证或曰“pass”。《周礼》说：“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
按说，“关节”都应该基于法规而普遍化、客观化。但是，在关系本位的社会里，“关节”的解释权在个人的手上，并经过个人而特殊化、主观化。贪官污吏层出不穷，亦可以循此找到部分原因。
经济学家说，管制越少，则腐败越少。
减少管制，可谓“制度之撤关”。
管制多少才恰如其分，这既是理论问题，又不是理论问题。管制过多的情况下，经济的速度必然减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其实可以透过经济远行的情况来判断我们的管制是不是太多。
事实上，不少地方政府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比较起来，撤关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相对容易。真正困难的是，如何使那些必要的管制具有不因人而异的刚性。
从这个角度讲，我对于盛行的经济算计不无隐忧：有时候我们只有在不考虑利益和实惠的前提下，才可能顾及公正和正义；只有顾及了公正和正义，我们才可能建立客观的规范——这样的界限和关口，我们其实有待建立。
文化说到底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工具，中国之所以有2500余年的封建历史，孔孟文化是功不可没的。因此搬开孔孟之道的绊脚石，还是当作踩路石也是前进与倒退的试金石。
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它的不合理性，它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应坚决废除它的不合理性。
从计划经济到资本经济这是一大进步；在进步的进程中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些人还要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夫 子子地维护他们的奴隶主、贵族的即得利益就必然要在文化上和权力上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平等自由的竞争是大势所趋，这些人的作为是不得人心的，而且 也必然是短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