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通货膨胀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通货膨胀在平常时期虽有发生，但不像非常态的大规模战争时期，几为一必然现象，无论什么性质的政权，都不可避免地遭到通货膨胀的困扰。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不仅国民党统治区如此，日伪沦陷区如此，中共根据地也是如此。以往学术界更多的是揭露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及其恶果，而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区域的货币金融只是颂扬其伟大作用，对通货膨胀却有意无意避之不谈，这无疑是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混为一谈的结果。这种态度表面上似乎高唱了共产党的赞歌，实际上恰恰掩盖了中共根据地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将一个革命难题变得不费摧毁之力。本文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及其调控做一初步考察。
晋冀鲁豫边区的通货膨胀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8-1942年，通货膨胀初显。1938年晋东南各级政权以辅币为主的货币发行，起到了活跃金融的作用，但尚未占据市场主流，没有足够的力量统一根据地货币，因而还谈不上对根据地物价产生多少影响。1939年冀南银行成立，确立以冀钞为本位币，统一所属各区货币，发行量持续增加， 1942年的货币发行指数为1940年的1.08倍，物价指数上涨接近3倍，通货膨胀初露端倪。通货膨胀之所以发生，一是根据地军费开支过大，财政收支不平衡，财政透支比例很高，达到货币发行的50%-80%；二是1940-1942年为根据地军事斗争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日军扫荡下，根据地面积急剧压缩，减少了冀钞的流通范围和使用人口，冀钞流通密度加大，冀钞贬值势成必然。不过，这一阶段通货膨胀尚不严重，发行总量还不算大，没有出现大面值钞票，物价也比较平稳。这一情况，与中共政权对纸币发行的态度有关，它一开始便把紧缩货币发行，防止通货膨胀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第二阶段为1943-1944年，通货急剧膨胀。1943年的货币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分别比1942年上涨2.3倍、6.5倍，1944年分别比1942年又增加了9.32倍、15.3倍。在此期间，尽管财政透支比例有所降低，1943年财政透支占当年发行总额的比例下降到25.1%，但透支绝对量仍大幅度上升。而冀钞发行开始放手，发行量猛增，与财政透支双管齐下，形成对市场强有力的冲击。另外，银行大量发行本票（一种信用凭证，承诺在一定时间地点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给受款人），1000元本票最先流入市场，造成群众对冀钞的心理恐慌，公营商店、部队、机关争